【西電往事】丁鷺飛：難忘的歲月

編者按：為了深入實施大學文化建設計劃，挖掘西電紅色文化資源，發揮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黨委組織部、黨委宣傳部、機關黨委、離退休處、檔案館、圖書館、人文學院、校友總會等單位聯合，主要面向離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講述西電故事、留存西電記憶、傳承西電精神、弘揚西電文化”等征文、訪談等活動。為此，我們特開設“西電往事”欄目，對征文、訪談的內容進行選登，稿件內容僅代表作者（受訪者）本人的觀點。歡迎廣大師生積極投稿，可發送郵件至hqmd2014@126.com。聯系人：吳華，聯系電話：81891716。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為了弘揚抗戰精神，增強廣大師生的愛國愛校之情，我們將陸續對抗戰老戰士進行訪談，也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丁鷺飛：難忘的歲月

丁鷺飛簡介：丁鷺飛，女，漢族，祖籍江蘇省睢寧縣，1934年2月出生，中共黨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1952年2月，由大連工學院電訊工程系轉至張家口集體參軍入伍，繼續在軍校學習，1956年5月畢業于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雷達工程系。畢業后留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任職期間，曾擔任教研組組長、課題組組長、雷達工程系主任等職。1997年退休，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 現場采訪/劉建偉  陳彥羽    文字整理/陳彥羽

記者：丁老師，當年您報考時的制度是怎樣的？當時對電訊的認知很少，您為什么選擇了這個專業呢？

丁鷺飛：我們當時報考的時候是全國分幾個考區，華東東北區就是東北的學校和華東的學校在一起考，一個考區里可以報1至3個志愿，各區發榜的時間都不一樣。當時我在杭州上海這一帶，我報名既可以報一個華東東北區的，又可以報一個華北區的，我兩個都報了。我考了以后，華東東北區先發榜，我被大連工學院錄取了，大連工學院是大連理工大學的前身，最早是大連大學，后來工學院變成大連工學院，醫學院變成大連醫學院，還有一個外語學院。當時大連工學院就把發榜的名單登在了報紙上面，看到報紙，就知道被錄取了，同時通知什么時間集合報到，報到之后就將新生集體乘火車帶走。我到了大連之后，華北地區也發榜了，母親告訴我清華的錄取通知到了，我就很猶豫。當時年齡還小，一個人出門在外，所以心里就很糾結，我可以跟大連的學校說我不在這里讀而去清華，是有這個自由的，但這邊老師還給我做工作，說大連有多么好，所以當時就留在了大連。關于專業，當初家里說去學個醫吧，但我怕動刀，在中學時我數理學的比較好，家里說去學理工吧，那時候工業建設需要，所以就考了工科。至于工科的志愿也都是盲目的，我清華報的是化工專業，那可能就到了化工系統。與清華失之交臂，進入了大連理工，后來又有機會進軍校。

因為那個時候一般工學院沒有單獨的電訊系，只有電機系，電機系里邊有一個電力組，搞強電的，還有一個學電訊的弱電組，只有強電和弱電之分。而大連工學院那時候，從國外回來一批專家，從香港來到大連，他們覺得弱電放在電機系里面不太合適，因為信息的發展已經很快了。大連工學院成立電訊系是全國第一個，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不知道電訊系，就是考的電機系，準備在電機系里邊學弱電，弱電就不是搞強電，就是搞電訊了。東北剛解放的時候，1950年，我們都到了東北，一看有個電訊系是搞弱電的，所以我們到大二的時候就由電機系轉成了電訊系。

記者：丁老師，你是在什么時間參軍的？當您聽到參軍這個消息時心情是怎樣的？

丁鷺飛：我是在大二時參軍的，因為電訊系關乎軍隊的建設，抗美援朝時期，那個時候主要搞通信，部隊很需要，于是整個系連老師帶學生全部參軍了。一參軍就換上軍裝，就進軍校了，電訊系參軍搬到了張家口，就是西電的前身，當時是軍委工校。我們去的時候就知道部隊需要人，去了以后學業繼續，還是技術學習，因為老師也都去了，整個系都搬去了。當時女學生不是很多，原來抗美援朝參軍的一批女同學，因為一開始學習蘇聯，授銜女軍官的比例很少，所以把女學生全部轉業到地方了。我們因為大學學了好幾年了，快畢業了，就留下來了沒有轉，一直學到畢業。這幾年中間換了很多學校領導，都是部隊上的，最后的畢業證發的是通信工程學院的。畢德顯院士當時是我們的系主任，還有很多老師。這個系在我們來張家口之前是軍委工校的一部，主要是學工程的，當我們整個系搬到張家口以后，師資力量就強了，不久就改成通信工程學院，就正式變成學院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建制，學院里面系就分了，包括：無線系、雷達系、有線系、計算機系。原來只是學工程，而且是通訊方面的多，成立通信工程學院以后，緊接著是學蘇聯，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紅旗通信學院的框架，就有了通訊系：無線通信、有線通信、雷達系統等。

聽到參軍的消息還是比較高興，當時抗美援朝參軍不容易的，特別在東北，學生比較少，好不容易從南方來了一些學生，南方參軍比較容易，北方的學生特別是東北的學生從學校直接參軍的比較少。

記者：丁老師，您剛才提到參軍之后就從大連搬遷到張家口，您能給我們講述一下張家口時期的生活嗎？

丁鷺飛：張家口是塞外，當時是很苦的。我們就住在張家口勝利公園旁邊，住的就是小日本兵住的兵營，矮房子。張家口溫度比較低，宿舍就燒煤爐，住在炕上，是連鋪炕。做學生的時候，那個炕上大概要睡七、八個人，一個挨一個。一般是進屋以后是一排炕，爐子只能放在一個地方，離得遠的就會冷一些。當時是燒有煙煤，很嗆。因為是有煙煤，火比較旺，所以燒得很快，在半夜值班的干部或同學就來加煤，加煤來保持這個爐子是熱的而且還不能把同學吵醒。吃飯就在食堂里，張家口吃面食比較多。在大連我已經鍛煉過一段時間了，大連的生活也很艱難，在大連的時候，主食是苞米，吃苞米蒸的發糕。現在認為粗糧是很健康的，但是當時天天吃就受不了了。而且苞米蒸的發糕，這一頓吃不完，剩下的再蒸一下再吃。我在大連的時候，每個禮拜有兩次加餐，吃一頓米飯，吃一頓饅頭，其余時候都是吃發糕。在大連吃了一年多苞谷面，所以到了張家口還是可以適應的。那時候年輕，我們南方人去的很多，因為剛解放，大家都愿意到老解放區去，所以就到了北方。那個時候還有一些華僑，我們班就有幾個華僑。剛解放的時候，很多海外的華僑就回國了，是華僑的子女回來了，他們的父母可能還在外面，那些華僑子女回來讀書，有香港的、東南亞的。這些華僑一開始也在大連，然后一起到了張家口。

記者：你們從張家口搬到西安，您初來西安的印象是什么？到了西安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樣的？

丁鷺飛：58年我們搬遷到西安，當時搬遷不容易，還要帶上設備，學生是用車皮拉過來的。當時我們準備搬遷的時候，西安校區已經建設了。上面決定了要搬遷，原來是考慮要搬到北京，據說就是北農大的校址，后來又讓搬到西安。那個時候我們剛工作也管不了這么多，讓我們搬遷我們就來了。我剛來西安的時候，這一塊周圍都是麥地，是一個郊區，現在我們看主樓很矮了，當時主樓是很高的一個建筑。現在白廟村都擠得滿滿的，沙井村就是最近幾年建設的，那個時候全是麥地，我們要到最近的西工大去都沒有路，二環這片都沒有路，跟農村一樣，踩出一片地來就是一片地。

學校是58年搬到西安的，搬過來不久就開始大躍進大煉鋼鐵，天天開夜車。操場上面架了一些土爐子，把鐵門拆了煉鋼，煉出來一堆廢鐵。大煉鋼鐵的時候課也不太正常了，大躍進時期，我們那個時候要大搞科研，我們一些教員就抽出來搞課題。當時成立了五樓研究室，研究課題的人在五樓。進入五樓是個很難的事情，主要是要審查家庭、社會關系。到五樓的政審比較嚴格，上五樓還要有專門的出入證。當時雷達的課題就有好幾個，還有和外單位合作的，我當時所在的組就和航天部二院合作。研究的課題有經費支持，大躍進時期要求有躍進的姿態，要很快弄出成果，但是科研的事情不是躍進就能躍出來的，大家還是用躍進的精神，所以很少在12點之前睡覺的，早上一早就去，吃飯下來，五樓都有通宵燈。我當時還沒有孩子，一天都待在研究室做研究，課題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后來59年以后，因為有了孩子，我就下來了，他們那個課題還繼續，有一部分沒有做完，二院就去做了。后來五樓逐步解散了。

記者：丁老師，從張家口搬到西安之后，又有一次搬遷的經歷，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丁鷺飛：因為雷達很重要，要專門成立一個學院，于是就成立了雷達學院，搬到了重慶，雷達和雷達有關的專業都去了。雷達學院大概成立了兩年左右，又發生變化，這個學院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主要是搞研究的；一部分歸總參通信兵部，主要為部隊服務。那兩家都需要專業人才，所以就把雷達學院一分為二，一部分從重慶回到西安，我就又回來了。雷達部一分為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一部分歸總參通信兵部。然后把西電的通信專業一分為二，一部分歸國防科工委，一部分歸通信兵部。到了66年轉業的時候，上面的精神是認為西電的專業主要受技術，和部隊直接方面聯系不大，就整建制轉業，我們在文革發動初期集體轉業了。

當時我們留在重慶或是回到西安都是組織劃定的，就是分配你到哪你就去哪。無形中也把我們的力量削弱了，原有的力量分散了很多。留在重慶通信工程學院的干部保存下來的一部分人，后來又到了南京成立了通信工程學院。南京還宣傳了畢德顯院士，畢院士去了南京，他是從重慶到南京，是那個學院的副院長。

記者：丁老師，您畢業之后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這一角色的改變，您從教時期的情況是怎樣的？當時雷達還是新事物，招收的學生多嗎？

丁鷺飛：我畢業之后就留校了，留校當時有一定的比例，因為學院剛成立，早期的幾批學生相對來講有一點優先權。戴樹蓀老師在大連的時候比我高一屆，樊昌信老師是清華或北大，保錚院士也是我們那里的，和戴老師是同班的，他們在大連工學院的時候比我早一屆，后來他們是按照正規的大學四年就畢業了，我們這一班學習蘇聯，課程里面加了很多東西，我們學了五年多。

因為我是雷達系畢業的，留校后就在雷達教授會做教員，教授會就是現在的教研室，教授會這個名字可能是跟蘇聯學的。那個時候我們雷達系大概分了兩個教研室，一個是雷達基礎方面的，搞有關雷達基礎的，如自動控制等，我所在的教研室是搞雷達軍用機的，又叫軍用機教授會。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雷達教研室有,40多教員，戴老師是教研室副主任。發射組專門搞雷達發射機，接收組專門搞雷達接收機，導航組搞導航，雷達組搞雷達，有四個組，每個組有10多人。當時老師們都有軍銜，在部隊里面收入比地方相對好一些，教研室老師之間沒有很深的等級觀念，不是生硬的關系。

當時西電的雷達工程系幾乎是第一家，以后像北工、清華才陸陸續續有了雷達系，所以我們比較早。后來有雷達專業的就比較多了，改革開放以后要加強基礎。之后雷達不作為一個系，而是在電子工程系下面有雷達方向。當時我們是第一家，實際用的教材主要是自己編的，編的時候老師們就看材料看資料。50年代蘇聯的書籍比較多，所以我們主要是看他們的書，然后把他們的書和課程結合起來編寫我們的教材。也有個別是翻譯的，還有較少整個翻譯過來的，主要是老師們自己看，看完消化之后自己編寫。

那個時候雷達系的學生每年一個班，一個班幾十個人。由于學生直接為部隊服務，就要學軍用機，軍用機有幾部典型的雷達，有跟蹤雷達，有搜索雷達等。學生還要到機器上去實際操作。學生畢業之后總的來說是到了部隊，但是真正下部隊的不是太多。軍校留了一些學生，剛解放時我們國家只有一個雷達修理廠，自己不會做雷達，就把收繳的雷達修復，然后仿造。第一個五年計劃特批了一下，把我們這一屆學雷達的一部分人就轉到地方上去了，他們學習俄語，學完俄語之后準備派到蘇聯去接產品，接回來之后仿造，所以我們班里很多人去做這個事情了。后來中蘇關系惡化，他們就留在工廠研究所搞技術。現在我們雷達方向有一位院士，王越院士，就是我們班畢業的，畢業之后本來應該到蘇聯去，后來沒有去成，就留在了研究所里，他工作很好，現在在北京。

記者：丁老師，當您在西安聽說西電要變成地方院校當時您怎么想？突然轉到地方，歸屬單位變化了，學校的日常管理有變化嗎？

丁鷺飛：轉成地方大家不太愿意，因為在部隊待了很長時間，當了十幾年兵，部隊已經習慣了，一下子轉成地方，心里還是不太高興。那個時候沒有辦法，上面讓干什么就干什么。西電在軍隊的系統里面還是非常有名的，西軍電的級別很高，很多省里看不到的文件發到西軍電來賀龍視察的時候來過，彭德懷的侄女在這里待過。哈軍工的建制更高一些，哈軍工現在分掉了，它的核心部分就是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搞的是最好的了，有幾項很突出的東西。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學校畢業的學生都是分到部隊上去了，現在在軍事研究部門的比較多，軍工方面、國防工業方面的比較多。部隊系統行事的方式都和地方不一樣，地方學校的學習氛圍是不一樣的。轉成地方學校之后，學校的管理系統就變了，上面像斷了線一樣，找不到人說話了。咱們部隊院校跟一般學校應該還是不太一樣，政治學習比較多。

轉到地方以后，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大家都造反。文革時期我去了郿縣，林彪下命令后就下了農村，老師們除了一部分革命派留在了學校，其余的都去了農村。造反派的核心占據了學校主要位置，要求我們下去，下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下農村后跟農民一樣勞動，住在老百姓家里，吃飯咱們學校的老師在一起。我下去養豬、割麥子。下農村能夠體驗一下生活。文革時期課也停了，科研也停了。偉大領袖說了，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存在了，把老師們劃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學校學風很好，學風一級比一級好，學習的態度、追求，整個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樣。我那個時候本科教學已經很少了，帶的研究生的課程。當時研究生不多，上課大概也就幾十個人。我上的是統計信號處理的課，沒有上雷達的課，那個時候我沒有來得及編寫教材，用的是翻譯的教材，保錚院士是雷達系的系主任。

記者：丁老師，您從教多年，誨人不倦，為什么您編寫的教材成為教材暢銷書？您當時是怎么樣組織編寫教材的？

丁鷺飛：我們編寫教材的時候真的是非常認真，因為你白紙黑字寫在這個地方，寫下的話自己要負責一輩子，再者教材寫了要影響很多人，如果寫的不對的話你自己也過不去，你傳遞了錯誤的東西給別人。編寫教材應該是多年教學的積累，好多問題是你上課怎樣講解別人是容易接受的而且能把基本的規律反映出來。編教材的人一定要是講過課的，自己對這一門的內容比較熟悉，而且教材本身不是資料的堆砌，而是知識有機的貫徹。所以我們這個教材八零年是全國統編教材，我們負責這部分，也根據使用情況有所修改，原來很厚，后來分成一個雷達原理，一個雷達系統，雷達原理部分又根據技術的發展逐步修訂，我認為好的教材關鍵還是內容要好，講述的方法對人的思想有所啟發，不是死板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有人找我繼續編寫五版的教材，我說我不能寫了，因為我脫離教學實踐很長時間了，我寫不出新東西來了，創新不出東西來了。一個教材是需要花心血的，不能隨便寫。

編寫教材的時候是一個團隊去編寫，而不是一個人完成的。我當時主要采用給每個人合理地分配一些任務的方式組織編寫，用各人所長，統一在一個編寫思想下，通過發揮每個人的長處，把思想貫穿下來。雷達牽涉的面很廣，哪個人熟悉哪一部分就負責哪一部分。編寫教材時人與人要相互信任，既不能做損人利己的事情，而且還要讓利的，你自己的利不要看得那么重，現在很多問題就是因為名利思想太嚴重了，就是把自己的名和利的算盤打得太精，假如把這個放開，那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容易處了，假如你爭取的利益損害了別人，別人當然不愿意，名利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復雜化了。要把物質的東西，名利的東西看淡，一輩子做點事多好，整天想著利益就庸俗了，你自己能夠做一點事情，真正能夠是對別人有好處的，哪怕看你書的人覺得有收獲，這種安慰比你物質上得到的安慰要好得多。現在社會物質的誘惑太多，名利看得太重。我們那個時候思想非常單純，單純到我這一輩子能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就覺得比較滿足了。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假如你是為了追逐這個差距，你自己非常苦惱，還不一定得到；假如目標定位在做一些工作，干一些事情，目標看得遠一些，也可能真正能夠得到。

記者：您能給我們舉幾個當時學風或者教風嚴謹的例子嗎，比如集體備課，編寫教材之類的，您親身經歷的或者是教研室做的。

丁鷺飛：不光編寫教材，當時教師在備課上的責任感是很強的，一心想把課程講好，而且講的一定要讓同學搞清楚。每堂課都要搞得很清楚，所以教師準備一次課花的精力是很多的，這堂課沒有備好真的是飯都吃不下了，課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講通了，然后什么地方不行，查有關資料，旁證你這個說的是對的，所以備課是非常嚴謹的。備課之后要試講，新教師試講的次數要多一些，教研室主任也要試講，試講的話教研室的同志一起聽，因為都是內行，一聽哪個地方講的不對，不合適，學生不容易聽懂，都要給你指出來，所以試講的時候講課的老師很認真，聽試講的老師也是很認真，存在什么問題肯定要指出來。教學上試講指正的方式主要是兩種：一個是教研室試講，另一種是老師講課的時候組織大家都去聽，然后評價。那個時候對講課很重視。

那時候申請一個博士導師要到學術委員會去討論，到北京去討論，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弄這個事情，要去北京到處走關系。中國自然科學還沒有一個諾貝爾，諾貝爾獲得者幾十年如一日踏踏實實研究一個問題，現在許多人都在浮躁著，想著走什么關系，拿一筆錢回來，思想怎么集中到搞關系方面，真正的科研需要安下心來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個問題。

記者：現在有個統計，77屆、78屆一共出了7個院士，目前這個數量在國內算是比較高的，這個年紀的人受軍隊作風影響很大。您覺得軍隊作風對當時我們學校培養人才有什么影響？您認為怎么把西軍電的優良傳統融入到當今人才培養上？

丁鷺飛：部隊的管理很嚴格，學生年輕的時候自由散漫，有一些不好的習慣，那個時候有規范的行為，要按時起床，上課，在管理上還是很嚴格的，年輕的時候把一些壞習慣整治過來，那個時候還要上軍事課，半夜去野外拉練，給你一個地點，你看著地圖回來，可以增強生活能力。學術上的自由要有，培養一些吃苦耐勞的品質是好事情。

我認為西電的學風是比較扎實的，不搞嘴皮子的一些東西，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所以我們教學的時候也是一定要先把這個問題搞得很清楚，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因為真理是很簡單的，是不是事實也很清楚。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很強調概念要清楚，要把這個問題本身自己搞清楚，我覺得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再者是實際的肯干，不是只耍嘴皮子，所以出去如果搞關系我們可能搞不過人家，但是扎扎實實搞一些東西出來還是需要這種踏實肯干的作風的。

現在我們的學生在外面還是比較受歡迎的，學生基礎比較好的，動手能力比較強。當時有實習工廠還有實驗室。學風比較好，作風比較扎實，肯干。中興、華為里面的骨干西電的比較多。

記者：當時的老革命家在管理部門吧，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領導或專家有哪些？他們有哪些品質影響您呢？

丁鷺飛：學校60年代就轉成了地方，原來的人都是認識的，都是部隊的。當時我們院長政委都是有軍銜的，轉到地方這些人沒有了軍銜，是地方的待遇。軍人做干部對知識分子很尊重，我們這個地方當干部的軍人也不是純粹打仗的，他們很多都是通信系統出來的，一般是懂技術的，是部隊的知識分子。所以有的干部既有老干部的優良品質而且還懂技術，懂得珍惜技術人才。老革命家工作的話都是當各地的領導，部隊院校在政治上還是突出的，抓政治比較多，政治和政策是需要人去掌握的，看人的政策水準和當時社會的情況，同樣一件事情你怎么處理、處理的程度就看出你水平的高低了。像后來的呂白院長是很好的領導，我當時直接在他的領導之下，呂白院長原來在我們系當過系主任，之后做了學院的院長，大家對他的評價還是不錯的，他非常民主，愛惜人才，做事也很公道，但是一有運動人們就批判他右傾。因為他很懂技術，自己是搞通信技術出身的。在張家口之后搞了高工班，把技術干部都弄來學習，也學了一兩年。技術方面也學習，軍事方面也學習，所以像呂白這些老干部還是很不錯的，有一些干部就不敢恭維了，業務水平不高，個人品質不是很端正，到了運動的時候就會整人。是上面說啥就做啥，再摻雜點個人的東西。

畢德顯院士給我上過課，當時開設了很多課，哪個課沒有人上了他就上。我們那個時候要上電波傳播，沒有人上了，畢老師就上，課程第一次開不出來了，他就開，電磁學他也開。你聽他講課，不是干巴巴的，聽他講課就是另外有一種味道。畢老師人很好，誨人不倦，知識淵博，功底也很深厚，很有遠見。